三十载监测遇上疫情“停摆”：研究揭示人类活动缺席让濒危博内利鹰繁殖创纪录

由于持续开展了三十多年的监测工作，格拉纳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得以揭示出一个重要现象：新冠疫情期间，人类活动的减少如何对濒危物种——博内利鹰的繁殖成功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格拉纳达大学（UGR）的科学家们，利用新冠封锁措施所提供的这一“天然实验”，深入揭示了人类活动对濒危野生动物的实际影响。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学术期刊《生物保护》上。

基于对超过1200只博内利鹰（学名：Aquila fasciata）繁殖数据的详尽分析，研究者发现，在2020年，这些鹰的繁殖成效出现了显著提升。当年，平均每对鹰养育至离巢的幼鹰数量，创下了过去31年监测记录中的最高水平。

正如领导该研究的格拉纳达大学动物学系科学家何塞·玛丽亚·吉尔和马科斯·莫莱昂所指出的：“2020年的封锁期恰好与博内利鹰繁殖的关键阶段相重叠——即孵化期的尾声以及雏鸟在巢中生长发育的整个时期。人类活动在巢区附近的暂时缺席，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高繁殖成功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当今人类活动的压力达到如此强度之前，这种情况或许才是常态。”

研究进一步表明，人为因素对博内利鹰繁殖构成的威胁，远大于自然因素。其中，负面影响最为显著的活动当属使用诱饵捕猎野鸽，以及各类交通活动。前者通过诱饵捕猎的方式，使得繁殖期的成鹰和幼鸟面临极高的误食中毒（如铅中毒）或遭直接射杀的风险。后者则涉及徒步旅行、山地自行车骑行等休闲活动在鹰巢附近造成的干扰。

三十余载监测与封锁带来的洞见

“在正常情况下，要厘清人类存在对野生动物的确切影响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完全没有人类活动的‘参照点’，来与天气变化、物种竞争或猎物多寡等其他自然限制因素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作者解释道。在这项研究中，他们系统地比较了三个时间段的数据：新冠疫情前（1994-2019年）、新冠疫情期间（2020年）以及新冠疫情后（2021-2024年）。

针对濒危物种的研究，传统的实验方法常常因不切实际或涉及伦理冲突而难以实施，因此必须借助替代性的研究手段。此项分析正是基于研究团队自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的对格拉纳达省博内利鹰繁殖种群的不间断监测。

“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会走访所有已知的鹰巢及潜在的适宜领地，以估算关键的繁殖参数，例如成功将幼鸟养至离巢的配对比例，以及最终存活离巢的幼鸟数量，”何塞·玛丽亚·吉尔·桑切斯详细介绍道。

这项研究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利用新冠封锁期来专门研究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影响的工作并不多见，特别是针对濒危物种以及在城市环境以外区域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类研究对长期、详尽的野外数据有着极高要求，而封锁期间外出采样本身也困难重重。

“在我们的案例中，”作者补充说，“监测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得益于格拉纳达大学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允许我们进入野外。同时，研究团队所有成员也严格遵守了各自所在格拉纳达省各市镇的隔离降级规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守护博内利鹰的未来

研究得出的结论，为在伊比利亚半岛东南部更有效地保护博内利鹰指明了关键方向。首要且紧迫的措施，是在西班牙南部地区彻底取缔使用诱饵捕猎野鸽的做法。尽管这是一种在当地根深蒂固的传统活动，但研究者强调，它“根据欧盟相关法律，属于非法行为”。

其次，必须加强对鹰巢附近区域的人为活动管理，特别是对徒步者、观光客、山地自行车骑手和攀岩者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疏导，尤其是在每年12月至次年5月的鹰类繁殖季节。

“若非此项研究，我们很难确定何种管理干预最为有效。如今，关键的影响因素已经明确，是时候对这些措施进行优先级排序并切实付诸行动了。这不仅是环境管理部门的责任，也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更加负责任的方式享受和利用自然环境，”作者们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