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滑雪的“贵族化”：当青少年竞技体育筑起高墙
曾经被誉为挪威“全民运动”的越野滑雪，如今正面临成为少数特权阶层专属游乐场的风险。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发现，青少年竞技滑...
曾经被誉为挪威“全民运动”的越野滑雪，如今正面临成为少数特权阶层专属游乐场的风险。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发现，青少年竞技滑雪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其准入门槛正变得越来越高。
滑雪，长久以来被视为挪威的标志性运动。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从格耶蒙德·埃根（Gjermund Eggen）和奥勒·埃勒夫塞特（Ole Ellefsæter）等传奇滑雪运动员的辉煌，到19世纪来自莫格达尔（Morgedal）的农夫之子、现代滑雪技术奠基人松德·诺海姆（Sondre Norheim）的朴实身影，这项运动一直与平凡、坚韧的国民精神紧密相连。
然而，当社会学家奥丝·斯特兰布（Åse Strandbu，就职于挪威体育科学学院）和卡里·斯特凡森（Kari Stefansen，就职于挪威社会研究所，NOVA）在2020年走进奥斯陆霍尔门科伦（Holmenkollen）的一场青少年滑雪比赛时，他们眼前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赛场上停满了昂贵的汽车，参赛者和家长们身着专业装备、戴着反光太阳镜，许多人携带着装有数副精心准备的滑雪板的装备箱。
“我们当时就感觉到，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两位研究者回忆道。
他们观察到，赛场边成年人的数量远超年轻人，尤其是父亲们在打蜡台前异常忙碌——给滑雪板打蜡这项技术活，似乎已完全成为家长的专属职责。许多人身边都放着装满各类专业打蜡产品的大箱子。
当“拼爹”成为常态
几年后，斯特兰布和斯特凡森发表了一项关于越野滑雪中“社会封闭”现象的研究。她们指出，这项运动正逐渐演变为一个由少数特权阶层把持的领域。
“我们必须区分作为大众休闲活动的越野滑雪——那种我们依然能在山野和铺设好的雪道上看到的景象——和我们在青少年竞技比赛中目睹的情况，”她们解释道。她们的研究焦点，正是后者。
曾几何时，竞技滑雪的参与者可以来自挪威全国各地、各个社会阶层。但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
“现在，这需要父母不仅有钱、有时间，还得精通滑雪运动的门道，”斯特凡森说。
三类家长：从全力投入到无奈退出
在这项研究中，两人深入访谈了来自挪威各地越野滑雪俱乐部的22个家庭，共28位家长。这些家长的孩子年龄均在12岁以上。他们描述了一个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过程，这迫使家庭为孩子的参与投入巨大的资金。
对部分家庭而言，这种投入尚可承受；但对另一些家庭来说，这却成了沉重的负担，甚至引发内心的挣扎。
“一位母亲曾开玩笑说，要跟上打蜡技术的发展潮流，你几乎得拿个‘打蜡学’博士学位才行，”斯特凡森引述道。
研究人员根据家长们的态度和行为，将他们分为三类：
“全力投入型”：这类家长是当前发展趋势的推动者。他们中有人可能将年仅12岁的孩子视为未来的世界冠军，这种信念为他们在时间、金钱和精力上的巨大付出提供了合理化的理由。他们不惜在每个周末驱车长途跋涉参加比赛，为此请假，并支付高昂的装备费、国外训练营费用以及私立体育学校的学费。“我们几乎察觉不到他们有任何道德上的不安，”斯特兰布说，“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在做必要的事情，以确保孩子能在这项要求极高的运动中脱颖而出。”同时，研究者也强调，这类家长对俱乐部的大量志愿贡献至关重要。
“矛盾纠结型”：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内心对滑雪圈文化的变迁感到忧虑，言语间也更为温和。但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在这场“军备竞赛”中掉队，他们最终还是选择随波逐流，做那些“必要”的事情。
“通过接受现状并持续投入，他们实际上在无形中为‘全力投入型’家长的行为赋予了正当性，”斯特凡森解释道。斯特兰布补充说，如果这些家长选择减少投入，他们会感觉自己在远离滑雪圈，同时也似乎没有认真对待孩子的兴趣。“这将标志着与当今盛行的高强度育儿方式的彻底决裂。”
“无奈退出型”：这是一个较小的群体，他们渴望更纯粹、不那么严肃的运动体验。一些人选择退出大型比赛，还有一些人曾试图在家长群体中倡导改变风气，但未能成功。一位曾是高水平越野滑雪运动员的母亲坦言：“我可能已经退后了一步，不再像以前那样直言不讳了。作为一名曾经的运动员，再去告诉那些成年人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哪里，这并不容易。”尽管人数不多，但斯特兰布和斯特凡森认为这个群体至关重要：“这些家庭的参与，有助于维系一个观念，即越野滑雪仍是一项对年轻人健康且有益的积极活动。”
精英体育逻辑的渗透与合法性危机
当研究者谈论这项运动领域的“封闭性”时，他们借鉴了20世纪初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韦伯曾提出，原本开放的领域会逐渐围绕特定群体形成封闭。这种过程往往潜移默化，参与者甚至自身都难以察觉。
“我们很容易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父母，”斯特凡森说，“但如今越野滑雪的组织方式本身就要求高水平的投入。例如，赞助协议在运动员青春期早期就可以签订，这直接造成了装备上的攀比压力。同时，密集的赛事日程安排也迫使家庭必须投入更多。”
她指出，挪威的儿童和青少年体育运动长期以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以其高参与度和大量父母的志愿贡献为傲。然而，在越野滑雪的竞技领域，一种特定类型的家长投入模式正在成为主流——它指向更职业化、更严肃的方向。
“精英体育的逻辑正在渗透进青少年体育。如今挪威的青少年滑雪比赛，氛围感直逼世界杯赛场，”斯特兰布评论道。
这种专业化的发展，正在削弱这项运动的部分合法性根基。斯特兰布强调：“像挪威的其他体育运动一样，越野滑雪之所以能获得大量的公共资金支持，正是因为它被赋予了包容性的社会使命。如果这项运动不再是‘全民’的，其获得公共资助的正当性也将面临挑战。”
滑雪，长久以来被视为挪威的标志性运动。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从格耶蒙德·埃根（Gjermund Eggen）和奥勒·埃勒夫塞特（Ole Ellefsæter）等传奇滑雪运动员的辉煌，到19世纪来自莫格达尔（Morgedal）的农夫之子、现代滑雪技术奠基人松德·诺海姆（Sondre Norheim）的朴实身影，这项运动一直与平凡、坚韧的国民精神紧密相连。
然而，当社会学家奥丝·斯特兰布（Åse Strandbu，就职于挪威体育科学学院）和卡里·斯特凡森（Kari Stefansen，就职于挪威社会研究所，NOVA）在2020年走进奥斯陆霍尔门科伦（Holmenkollen）的一场青少年滑雪比赛时，他们眼前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赛场上停满了昂贵的汽车，参赛者和家长们身着专业装备、戴着反光太阳镜，许多人携带着装有数副精心准备的滑雪板的装备箱。
“我们当时就感觉到，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两位研究者回忆道。
他们观察到，赛场边成年人的数量远超年轻人，尤其是父亲们在打蜡台前异常忙碌——给滑雪板打蜡这项技术活，似乎已完全成为家长的专属职责。许多人身边都放着装满各类专业打蜡产品的大箱子。
当“拼爹”成为常态
几年后，斯特兰布和斯特凡森发表了一项关于越野滑雪中“社会封闭”现象的研究。她们指出，这项运动正逐渐演变为一个由少数特权阶层把持的领域。
“我们必须区分作为大众休闲活动的越野滑雪——那种我们依然能在山野和铺设好的雪道上看到的景象——和我们在青少年竞技比赛中目睹的情况，”她们解释道。她们的研究焦点，正是后者。
曾几何时，竞技滑雪的参与者可以来自挪威全国各地、各个社会阶层。但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
“现在，这需要父母不仅有钱、有时间，还得精通滑雪运动的门道，”斯特凡森说。
三类家长：从全力投入到无奈退出
在这项研究中，两人深入访谈了来自挪威各地越野滑雪俱乐部的22个家庭，共28位家长。这些家长的孩子年龄均在12岁以上。他们描述了一个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过程，这迫使家庭为孩子的参与投入巨大的资金。
对部分家庭而言，这种投入尚可承受；但对另一些家庭来说，这却成了沉重的负担，甚至引发内心的挣扎。
“一位母亲曾开玩笑说，要跟上打蜡技术的发展潮流，你几乎得拿个‘打蜡学’博士学位才行，”斯特凡森引述道。
研究人员根据家长们的态度和行为，将他们分为三类：
“全力投入型”：这类家长是当前发展趋势的推动者。他们中有人可能将年仅12岁的孩子视为未来的世界冠军，这种信念为他们在时间、金钱和精力上的巨大付出提供了合理化的理由。他们不惜在每个周末驱车长途跋涉参加比赛，为此请假，并支付高昂的装备费、国外训练营费用以及私立体育学校的学费。“我们几乎察觉不到他们有任何道德上的不安，”斯特兰布说，“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在做必要的事情，以确保孩子能在这项要求极高的运动中脱颖而出。”同时，研究者也强调，这类家长对俱乐部的大量志愿贡献至关重要。
“矛盾纠结型”：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内心对滑雪圈文化的变迁感到忧虑，言语间也更为温和。但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在这场“军备竞赛”中掉队，他们最终还是选择随波逐流，做那些“必要”的事情。
“通过接受现状并持续投入，他们实际上在无形中为‘全力投入型’家长的行为赋予了正当性，”斯特凡森解释道。斯特兰布补充说，如果这些家长选择减少投入，他们会感觉自己在远离滑雪圈，同时也似乎没有认真对待孩子的兴趣。“这将标志着与当今盛行的高强度育儿方式的彻底决裂。”
“无奈退出型”：这是一个较小的群体，他们渴望更纯粹、不那么严肃的运动体验。一些人选择退出大型比赛，还有一些人曾试图在家长群体中倡导改变风气，但未能成功。一位曾是高水平越野滑雪运动员的母亲坦言：“我可能已经退后了一步，不再像以前那样直言不讳了。作为一名曾经的运动员，再去告诉那些成年人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哪里，这并不容易。”尽管人数不多，但斯特兰布和斯特凡森认为这个群体至关重要：“这些家庭的参与，有助于维系一个观念，即越野滑雪仍是一项对年轻人健康且有益的积极活动。”
精英体育逻辑的渗透与合法性危机
当研究者谈论这项运动领域的“封闭性”时，他们借鉴了20世纪初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韦伯曾提出，原本开放的领域会逐渐围绕特定群体形成封闭。这种过程往往潜移默化，参与者甚至自身都难以察觉。
“我们很容易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父母，”斯特凡森说，“但如今越野滑雪的组织方式本身就要求高水平的投入。例如，赞助协议在运动员青春期早期就可以签订，这直接造成了装备上的攀比压力。同时，密集的赛事日程安排也迫使家庭必须投入更多。”
她指出，挪威的儿童和青少年体育运动长期以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以其高参与度和大量父母的志愿贡献为傲。然而，在越野滑雪的竞技领域，一种特定类型的家长投入模式正在成为主流——它指向更职业化、更严肃的方向。
“精英体育的逻辑正在渗透进青少年体育。如今挪威的青少年滑雪比赛，氛围感直逼世界杯赛场，”斯特兰布评论道。
这种专业化的发展，正在削弱这项运动的部分合法性根基。斯特兰布强调：“像挪威的其他体育运动一样，越野滑雪之所以能获得大量的公共资金支持，正是因为它被赋予了包容性的社会使命。如果这项运动不再是‘全民’的，其获得公共资助的正当性也将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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