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气候危机与经济转型的机遇
世界绝不能忽视气候危机。然而，正如尼古拉斯·斯特恩在其新著中所论述的那样，有效推行可持续政策不仅能够避免环境灾难，更...
世界绝不能忽视气候危机。然而，正如尼古拉斯·斯特恩在其新著中所论述的那样，有效推行可持续政策不仅能够避免环境灾难，更可能开启长达数十年的创新、增长与繁荣新篇章。
通常，以实现净零排放为目标的气候行动政策被描述为一种“必须”——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代价，而非我们所追求的机遇。但假如气候行动能够成为推动创新、提升生产力的引擎，不仅不构成社会成本，反而带来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并为全人类创造更多机会呢？
这正是《21世纪的增长故事：气候行动的经济学与机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社）一书的核心论点。该书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帕特尔经济学与政府学讲席教授，并兼任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学院院长。
他指出，我们全球正面临一个重大机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一种截然不同的新型增长模式。
气候科学更加严峻，技术却更富智慧
2006年发布的《斯特恩报告》将气候变化重新定义为不仅是环境危机，更是经济危机，从而深刻影响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的讨论。当时有人批评斯特恩的言论属于“危言耸听”，但随时间推移，这种质疑已逐渐边缘化。
斯特恩勋爵在书中直面这一问题：“事实上，气候科学比我们在撰写《斯特恩报告》时所认知的更加严峻，这也是我在书中明确论述的。”他解释道，“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每一份评估报告都比前一次更令人忧心。例如，过去我们将气候临界点的风险与全球升温4摄氏度相联系，而现在看来，这些风险可能早在升温2至2.5摄氏度时就会触发。虽然二十年前我们已意识到风险巨大，但现实证明，气候危机的严重性远超预期。”
尽管科学预警日益紧迫，过去几十年间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若能善加利用，这些技术进步将带来真正的转机。因此，我们每次审视科学，形势都似乎更严峻；而每次关注技术，解决方案却显得更加强大。斯特恩认为，这些发展将世界推至一个比以往更为关键的十字路口。若能当下做出关键战略决策，投入必要投资并推动结构性改革，那么未来几十年不仅能在气候行动上取得进展，更可能开启经济增长与机遇的新阶段。
未来二十年决定世界命运：投资、紧迫性与新增长叙事
“如果我们决心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进行投资——投资于清洁新颖的技术与体系，并且必须立刻加速推进，”他强调。
在书中，斯特恩挑战了将气候行动——无论是减排（减缓）还是增强韧性（适应）——视为成本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实质上是面向未来的投资，并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催化剂。
“如果我们现在投资于正确的技术，气候行动所带来的增长故事，将远比过去高污染、高破坏性的传统模式更具吸引力。这正是属于21世纪的增长故事。我们必须在减缓与适应两方面大力投入：前者旨在避免不可控的局面，后者则用于应对已不可避免的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将建成其所需的大部分基础设施，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也类似。如果这些设施仍延续过去的高碳模式，那么全球将难以实现控温目标，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因此面临一个巨大的机遇：在全球范围内，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一种全新的增长道路。紧迫感与机遇并存——这正是本书希望传达的核心信息。”
这一机遇叙事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尤为凸显。
如何推动与资助气候转型与增长投资
在经济疲软、资源受限的时期，有人或许对加大投资心存疑虑。然而斯特恩勋爵强调，此刻正是投资未来关键技术的最佳时机。他指出，当前投资将带来“极高回报”，包括“更廉价、更稳定的能源；更宜居、更健康的城市；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更强韧的公共健康体系”。
“在书中，我主张将气候行动视为投资而非负担。这类投资必须大规模、高速度推进。我早年在财政部的经验、多年作为公共财政经济学者的研究，以及毕生对增长与发展经济学的探索，都深刻印证了这一观点。部分投资需要通过借贷实现。若要进行公共投资，政府必须可信且有力地保障经常性支出。此外，公共投资应着重于能够吸引私人资本参与的领域，例如公共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
“书中重要章节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政策引导私人投资投向正确的方向，以及如何动员公共与私人资金支持这些投资。在此过程中，政府与开发银行需通力合作，通过分担与降低风险来减少资本成本。”
英国为何必须在气候行动中担当引领角色
尽管全球合作至关重要，斯特恩强调各国——尤其是有影响力的国家——必须发挥领导作用。英国通过2008年《气候变化法案》及2019年立法确立2050年净零目标（二十国集团中首个），一直在气候治理中扮演先锋角色。自1990年以来，英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排放。如果英国此时动摇，许多国家可能视其为放弃的信号。
“在欧洲、美国和中国，基础设施虽已相对完善，但通过绿色升级与效能提升，仍可显著提高生产力并促进健康。而对正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国家而言，这更是一个跨越污染型发展阶段的宝贵机遇。正如我之前提到，印度及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将在未来几十年规划建设其核心基础设施。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机遇尤其显著。”
“富裕国家有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与投资，因为其历史排放加剧了当前气候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更为艰难。从道德角度而言，如果你使他人的处境更加困难，而你有能力提供帮助，那么你就有义务伸出援手。许多伦理框架都承认发展权，而历史排放实质是对这一权利的侵害。”
斯特恩还指出，排放格局正在变化，中国和俄罗斯的累积排放量预计将在未来两三年内超过美国。“从发展权与历史责任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强调共同责任，并认真思考富裕国家如何通过资金支持助力当下所需的投资。我在书中后续章节阐释了如何通过多边开发银行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它们与私营部门的协作——来调动这类资金。它们可帮助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动员国内资源，包括提升公共收入能力。通过担保等金融工具，它们还能降低风险，减少公共与私营部门的资本成本。”
斯特恩认为，英国在环境与发展政策领域一直具备前瞻性声誉，应努力保持这一传统。“各国共同行动至关重要，因为决定全球变暖的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从科学角度，无论排放来自约翰内斯堡、开罗、伦敦或纽约，每一千克二氧化碳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英国的榜样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它起步早、行动实，被视为成功典范。如果我们此时退缩，世界其他国家可能将其视为放缓甚至放弃的信号，而这极其危险。因此，英国作为范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英国作为国际事务的关键参与者，在2021年成功主办了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若此时倒退，将释放非常负面的信息。”
“英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既有能力也有责任引领全球方向。”他总结道。
如果各国政府能把握这一机遇——正如斯特恩勋爵书中所述——未来几十年或将标志着气候复苏与全球新繁荣时代的开端。
通常，以实现净零排放为目标的气候行动政策被描述为一种“必须”——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代价，而非我们所追求的机遇。但假如气候行动能够成为推动创新、提升生产力的引擎，不仅不构成社会成本，反而带来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并为全人类创造更多机会呢？
这正是《21世纪的增长故事：气候行动的经济学与机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社）一书的核心论点。该书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帕特尔经济学与政府学讲席教授，并兼任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学院院长。
他指出，我们全球正面临一个重大机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一种截然不同的新型增长模式。
气候科学更加严峻，技术却更富智慧
2006年发布的《斯特恩报告》将气候变化重新定义为不仅是环境危机，更是经济危机，从而深刻影响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的讨论。当时有人批评斯特恩的言论属于“危言耸听”，但随时间推移，这种质疑已逐渐边缘化。
斯特恩勋爵在书中直面这一问题：“事实上，气候科学比我们在撰写《斯特恩报告》时所认知的更加严峻，这也是我在书中明确论述的。”他解释道，“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每一份评估报告都比前一次更令人忧心。例如，过去我们将气候临界点的风险与全球升温4摄氏度相联系，而现在看来，这些风险可能早在升温2至2.5摄氏度时就会触发。虽然二十年前我们已意识到风险巨大，但现实证明，气候危机的严重性远超预期。”
尽管科学预警日益紧迫，过去几十年间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若能善加利用，这些技术进步将带来真正的转机。因此，我们每次审视科学，形势都似乎更严峻；而每次关注技术，解决方案却显得更加强大。斯特恩认为，这些发展将世界推至一个比以往更为关键的十字路口。若能当下做出关键战略决策，投入必要投资并推动结构性改革，那么未来几十年不仅能在气候行动上取得进展，更可能开启经济增长与机遇的新阶段。
未来二十年决定世界命运：投资、紧迫性与新增长叙事
“如果我们决心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进行投资——投资于清洁新颖的技术与体系，并且必须立刻加速推进，”他强调。
在书中，斯特恩挑战了将气候行动——无论是减排（减缓）还是增强韧性（适应）——视为成本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实质上是面向未来的投资，并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催化剂。
“如果我们现在投资于正确的技术，气候行动所带来的增长故事，将远比过去高污染、高破坏性的传统模式更具吸引力。这正是属于21世纪的增长故事。我们必须在减缓与适应两方面大力投入：前者旨在避免不可控的局面，后者则用于应对已不可避免的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将建成其所需的大部分基础设施，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也类似。如果这些设施仍延续过去的高碳模式，那么全球将难以实现控温目标，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因此面临一个巨大的机遇：在全球范围内，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一种全新的增长道路。紧迫感与机遇并存——这正是本书希望传达的核心信息。”
这一机遇叙事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尤为凸显。
如何推动与资助气候转型与增长投资
在经济疲软、资源受限的时期，有人或许对加大投资心存疑虑。然而斯特恩勋爵强调，此刻正是投资未来关键技术的最佳时机。他指出，当前投资将带来“极高回报”，包括“更廉价、更稳定的能源；更宜居、更健康的城市；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更强韧的公共健康体系”。
“在书中，我主张将气候行动视为投资而非负担。这类投资必须大规模、高速度推进。我早年在财政部的经验、多年作为公共财政经济学者的研究，以及毕生对增长与发展经济学的探索，都深刻印证了这一观点。部分投资需要通过借贷实现。若要进行公共投资，政府必须可信且有力地保障经常性支出。此外，公共投资应着重于能够吸引私人资本参与的领域，例如公共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
“书中重要章节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政策引导私人投资投向正确的方向，以及如何动员公共与私人资金支持这些投资。在此过程中，政府与开发银行需通力合作，通过分担与降低风险来减少资本成本。”
英国为何必须在气候行动中担当引领角色
尽管全球合作至关重要，斯特恩强调各国——尤其是有影响力的国家——必须发挥领导作用。英国通过2008年《气候变化法案》及2019年立法确立2050年净零目标（二十国集团中首个），一直在气候治理中扮演先锋角色。自1990年以来，英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排放。如果英国此时动摇，许多国家可能视其为放弃的信号。
“在欧洲、美国和中国，基础设施虽已相对完善，但通过绿色升级与效能提升，仍可显著提高生产力并促进健康。而对正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国家而言，这更是一个跨越污染型发展阶段的宝贵机遇。正如我之前提到，印度及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将在未来几十年规划建设其核心基础设施。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机遇尤其显著。”
“富裕国家有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与投资，因为其历史排放加剧了当前气候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更为艰难。从道德角度而言，如果你使他人的处境更加困难，而你有能力提供帮助，那么你就有义务伸出援手。许多伦理框架都承认发展权，而历史排放实质是对这一权利的侵害。”
斯特恩还指出，排放格局正在变化，中国和俄罗斯的累积排放量预计将在未来两三年内超过美国。“从发展权与历史责任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强调共同责任，并认真思考富裕国家如何通过资金支持助力当下所需的投资。我在书中后续章节阐释了如何通过多边开发银行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它们与私营部门的协作——来调动这类资金。它们可帮助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动员国内资源，包括提升公共收入能力。通过担保等金融工具，它们还能降低风险，减少公共与私营部门的资本成本。”
斯特恩认为，英国在环境与发展政策领域一直具备前瞻性声誉，应努力保持这一传统。“各国共同行动至关重要，因为决定全球变暖的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从科学角度，无论排放来自约翰内斯堡、开罗、伦敦或纽约，每一千克二氧化碳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英国的榜样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它起步早、行动实，被视为成功典范。如果我们此时退缩，世界其他国家可能将其视为放缓甚至放弃的信号，而这极其危险。因此，英国作为范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英国作为国际事务的关键参与者，在2021年成功主办了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若此时倒退，将释放非常负面的信息。”
“英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既有能力也有责任引领全球方向。”他总结道。
如果各国政府能把握这一机遇——正如斯特恩勋爵书中所述——未来几十年或将标志着气候复苏与全球新繁荣时代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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