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之后：为什么我们更愿意适应气候，而不愿解决根本原因？

瑞士伯尔尼应用科学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萨布丽娜·斯托克利（Sabrina Stöckli）解释了，为何在经历创纪录的酷暑夏季后，瑞士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仍然更偏向“适应”而非“减缓”。

一场创纪录的夏天，引发了一场“错位”的讨论
空调、水资源管理策略、午睡文化……在2026年那个打破纪录的炎热夏季之后，关于瑞士未来该如何应对类似极端天气的建议层出不穷。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围绕如何从源头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讨论，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沉默。

气候变化的讨论，似乎越来越集中在“如何应对热浪”上，而解决根本原因——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却较少受到关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从经济角度看，预防全球变暖远比日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所带来的后果要划算得多。

那么，为什么我们更关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而不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呢？伯尔尼应用科学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萨布丽娜·斯托克利教授对此进行了解释。她的研究聚焦于可持续发展与消费者行为的交叉领域，并分析当前的发展动态。

“适应”更具体、更紧迫
问：似乎我们更关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而不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为什么呢？

答：去年夏天，我们都切身感受到了气候适应的需求。炎热的天气直接影响着我们，让我们想要立刻采取行动。换句话说，适应比解决根本原因更加具体和紧迫。相比之下，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成本是今天就能感受到的，而收益却难以量化，因为它们存在于未来。

问：这意味着时间跨度是一个因素吗？

答：是的。当前、即时的影响比潜在的未来收益具有更大的心理分量。适应措施的效果可以立即感受到，而减少温室气体则需要通过一系列步骤和行为来实现。这种复杂性使得人们更难看到其益处，也难以将其作为直接激励措施来鼓励特定行为。

“搭便车”困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问：当我购买空调时，我获得的是个人利益。而当我选择不乘飞机时，我做出的选择则有利于更广泛的社区。这如何影响动力？

答：有了空调，收益是即时且个人的：我付钱，因此我能降温。然而，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我承担了成本，而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自身贡献极少的人。这是典型的“搭便车”问题：既然别人都不受影响，为什么我要忍受不便？此外，这些努力的个人影响往往不够直观，这进一步削弱了动力。

如何沟通气候减缓问题？
问：一段时间以来，气候运动引起了广泛关注，偶尔还会通过争议性的动作和强烈的言论来引发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就气候减缓问题进行沟通，才能赢得人心？

答：这比听起来要难得多。许多方法都已得到测试，从道德诉求到对未来的积极愿景。气候减缓意味着要解决成本、权衡和分配等问题。自我效能感无疑仍是一个关键因素：人们需要感觉到自己的行动能带来改变。一个有效的气候叙事不应制造恐惧或给予虚假的希望，而应可信地展示行动究竟在何处能发挥作用。

经济压力会比道德呼吁更有效吗？
问：适应气候变化的选项有限。莱茵河沿岸干旱导致供应链中断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经济压力最终是否会比所有诉求加起来对气候减缓贡献更多？

答：我相信，经济激励和实际损失确实比道德呼吁能施加更直接的压力。当气候变化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价格、收成或供应链时，这个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就变得切身可感了。然而，这并不会自动导致更大规模的气候减缓措施。这种压力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多的适应性措施。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人们是否认为气候减缓在经济和个人层面是有益的，而不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

结语
在酷暑之后，讨论如何适应高温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只停留在“如何熬过下一个夏天”，而回避“如何让夏天不再越来越热”这一根本问题，那么再多的空调和午睡文化，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行为经济学提醒我们：要推动气候减缓，光靠道德呼吁远远不够，还需要让人们在当下就感受到行动的意义与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