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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罗格斯大学新年反思与健康自主权探讨

一年将尽之时,节日氛围与社交往来常交织成一场回顾与展望的仪式。当新年的脚步临近,许多人心中那份熟悉的自我革新愿望便被...
一年将尽之时,节日氛围与社交往来常交织成一场回顾与展望的仪式。当新年的脚步临近,许多人心中那份熟悉的自我革新愿望便被唤醒,推动人们重新许下对健康与幸福的承诺。

过去,新年计划常与严格的节食方案或具体的减重目标紧密相连。然而,自2010年代“身体积极运动”兴起以来,社会对健康身体的认知已逐渐拓宽——健康并非单一标准,它可以包容各种体重、体形与尺寸。

而今,随着GLP-1受体激动剂(俗称“减肥针”)类药物的普及,关于身体与健康的公共讨论似乎又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在当下文化中追求健康,往往意味着必须在两种强大却彼此冲突的叙事之间不断权衡。”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分校心理学教授、健康科学系主任夏洛特·马基指出。她三十多年的研究聚焦于心理学、健康与人类发展,尤其关注人们如何认知自己的身体,以及这种认知如何影响其一生的健康轨迹。

“一方面,‘身体积极运动’鼓励自我接纳、尊重体型多样性,并反对那些伤害了几代人的‘身体羞耻’观念;另一方面,GLP-1药物的迅速流行,重新激起了社会对‘纤瘦’与‘修正身体’的文化执念,往往强化了‘变瘦即健康’的简单逻辑。”马基分析道。

GLP-1受体激动剂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肠道激素如何调节血糖的研究。随着制药技术的发展,此类药物的作用时间与疗效逐步提升,其应用范围也从治疗2型糖尿病,逐渐扩展至体重管理及心脏代谢健康等领域。

从糖尿病治疗药物到被视为“奇迹减重方案”的公众认知转变,不仅创造了新的健康期待,也重塑了社会对身体管理的想象。

“就目前观察而言,这些药物推动了公众对代谢健康更细致的讨论,并挑战了‘体重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的长期偏见。”马基表示。

“但从积极身体形象的角度看,GLP-1类药物也可能加剧社会压力——尤其是对女性——使人感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减重’。”她进一步补充,“当药物让减重‘在医学上变得容易’,一种新的社会期望正在形成:人们似乎应当承担‘让自己变小’的责任,无论这对个体而言是否必要、可获得、可负担,是否符合其价值观,甚至是否真的有益于其整体健康。”

马基特别强调,心理学研究已反复证明:减重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对身体形象的满意度。

“大多数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与身体形象作斗争。”她说,“身体意象是一个复杂且常令人困惑的课题,但通过社会支持、科学信息,以及在必要时寻求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的引导,对身体的不满是可以改善的。这需要付出努力,但值得投入。”

马基最后建议,唯有建立全面涵盖身体、心理、情感与精神维度的健康观,才可能导向真正积极的长远结果。

“在这个充满张力与变化的时代,追求健康意味着重拾自主权:依据个人价值观、医疗需求、心理状态与生活经验做出选择,而非盲目跟随社会潮流。”她说,“我们要学习的,是在文化不断拉扯的方向中,依然能以尊严、好奇与关怀之心,与自己的身体安然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