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歌德大学四十年后重访克莱姆摄影作品
四十年前,芭芭拉·克莱姆用镜头记录下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日常点滴;四十年后,两位曾经的校友、如今的业余历史研究者,重新...
四十年前,芭芭拉·克莱姆用镜头记录下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日常点滴;四十年后,两位曾经的校友、如今的业余历史研究者,重新探访悬挂在法兰克福博肯海默瓦特地铁站内她的标志性摄影作品——在尘封的画面里打捞出被遗忘的面孔、昔日的政治张力与个人故事,并将这一切悉数呈现在网络之上。
“如今地铁班次如此频繁,乘客几乎没时间细看这些照片。”米夏埃尔·科勒微笑着说道。这位在博肯海默区住了一辈子的老人,数十年来对博肯海默瓦特地铁站再熟悉不过。轨道旁巨幅照片里的每一处细节他都了然于心,不仅因为这些影像承载着大学历史的一章,他自己也曾亲历其中——其中一幅照片便是明证(后文将详述)。科勒于1980年代初在歌德大学攻读教育学,那座传奇的AfE大楼及其反复无常的电梯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虽然没人真正喜欢博肯海默校区,但它确实为我们这代‘68后’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强调。几年前,科勒与老同学恩斯特·塞贝迪茨开始酝酿一个计划:能否深入挖掘并公开芭芭拉·克莱姆照片中人物——主要是当年的学生、教师和访客——背后的故事?“我们清楚不可能找全所有照片里的人,毕竟估计有500人之多。但其中一些本就是我们相识的旧友,何不从他们入手?”科勒解释道。
题为《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论尼采》的照片中,三人已有两人身份获辨。画面中央是2012年去世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他正在讲台授课,身旁分立一男一女两位青年。女士身份尚未确定——“我们只知道她当时是学生,住在金海姆的学生宿舍。”科勒补充道。而那位年轻男士已被认出是歌德大学哲学教授马蒂亚斯·卢茨-巴赫曼。该项目的重要环节之一便是采访照片人物,包括这位现已荣休的哲学家。“回顾往昔颇有意味:尽管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大学氛围仍深受随意、反等级的文化精神影响,但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研讨课却更接近传统讲座,学生参与有限。他以权威姿态授课,偶尔会转向年轻的同事卢茨-巴赫曼问道:‘您同意我的观点,对吧?’”
集体记忆在行动
2023年至2024年间,科勒与塞贝迪茨在法兰克福 Polytechnik 基金会“社区历史研究者”项目的支持下展开了研究。该基金会旨在鼓励业余历史爱好者探索法兰克福历史的特定篇章,不仅提供专业指导,还给予微薄的工作津贴。对两位研究者而言,基金会庞大的社交网络是一大助力——通过这个网络,他们得以联系大学内外众多人士,搜集关于那些黑白照片的信息。借芭芭拉·克莱姆作品在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大型展览之机,他们曾在某个晚间现场询问参观者是否了解照片细节。“我们也发动了个人关系网。显然,没有互联网的助力,许多工作难以推进。”科勒坦言。大多数被访者都很乐意聊起旧照。有人全然忘记自己当年曾被拍摄,也有人惊讶于这些标志性影像至今仍展示在博肯海默。最近,一条线索助他们辨出一位人物——科勒对此颇感自豪:系列照片《大学生活瞬间》中,那位在里德堡校区化学实验室里倚着气瓶、闲坐两把椅子的年轻学生,是弗兰克·勒尔。当时他正在完成物理化学实习;如今他已取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任职于歌德大学研究所。
《为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鼓掌》(1982年)。米夏埃尔·科勒站在地铁站该幅照片前,画面中可辨认出他(左)及同事恩斯特·塞贝迪茨(见图注)。© Dirk Frank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与当年大学左翼场景的代表,科勒和塞贝迪茨为这项业余历史研究注入了丰富的内幕认知。更巧的是,他们自己也出现在一幅照片中——正是《为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鼓掌》(见图)。米夏埃尔·科勒回忆道:“1980年代初,大学里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在左翼学生团体主导多年后,保守团体察觉到契机。1982年,为庆祝成立30周年,法兰克福基督教民主学生联盟(RCDS)决定邀请以立场强硬著称的保守派政治家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我们作为学生活跃分子自然听到了风声。于是我们号召大家集体出席讲座,并以一种特别的抗议方式迎接德雷格尔:震耳欲聋的讽刺性掌声持续不断,最终他只得放弃演讲。”这场风波甚至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关注。四十年后,当《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科勒与塞贝迪茨的项目后,一位前RCDS成员向编辑部寄去批评信。这促使两位社区历史研究者与信件作者托马斯·普费弗及其昔日同仁拉尔夫·海姆巴赫进行了一场迟来的对话(记录亦见于项目网站)。米夏埃尔·科勒反思道:“总体谈话气氛融洽。尽管政治立场仍有分歧,但我们很快在个人层面找到共鸣。不过双方对德雷格尔到场的一些细节记忆不同。例如RCDS方面称当时的学生会主席鲁珀特·阿伦斯曾用扩音器召集抗议学生;而我们记忆中根本不存在这一幕——现场群众完全不需要喇叭指挥,已自然融入抗议氛围。”
一幅照片,两重历史
芭芭拉·克莱姆的另一幅作品则暗藏更为戏剧化的背景:《布告栏前》捕捉了一位年轻人站在博肯海默校区社会服务中心经典布告板前的瞬间。少有人知的是,地铁站悬挂的并非最初拍摄的学生。出于安全考虑,原片中一位伊朗籍学生请求不要让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如此公开的场所,因此后来拍摄的另一人的照片被精心覆盖在原作之上,修补痕迹几乎难以察觉。
博肯海默照片项目仍在持续,科勒与塞贝迪茨继续整理资料与数据。米夏埃尔·科勒仍怀有一个期待:解开《床边教学:大学医院场景》背后的谜题。画面里,儿科兼新生儿科医生福尔克尔·冯·勒文尼希正在诊治一名婴儿,同时向学生们讲解儿科学要点。由于患者隐私保护限制,两位研究者至今未能确认这名新生儿的身份。“当年那个婴儿如今应年近四十。若能找到他,他或许能讲述关于自己人生的动人故事。”科勒微笑道,眼中闪着光。这幅影像不仅是医疗教学的切片,更成为连接两个时代的潜在纽带——如同地铁站里沉默的影像方阵,在飞驰的列车呼啸声中,静静等待被唤醒的记忆与未完的叙事。
“如今地铁班次如此频繁,乘客几乎没时间细看这些照片。”米夏埃尔·科勒微笑着说道。这位在博肯海默区住了一辈子的老人,数十年来对博肯海默瓦特地铁站再熟悉不过。轨道旁巨幅照片里的每一处细节他都了然于心,不仅因为这些影像承载着大学历史的一章,他自己也曾亲历其中——其中一幅照片便是明证(后文将详述)。科勒于1980年代初在歌德大学攻读教育学,那座传奇的AfE大楼及其反复无常的电梯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虽然没人真正喜欢博肯海默校区,但它确实为我们这代‘68后’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强调。几年前,科勒与老同学恩斯特·塞贝迪茨开始酝酿一个计划:能否深入挖掘并公开芭芭拉·克莱姆照片中人物——主要是当年的学生、教师和访客——背后的故事?“我们清楚不可能找全所有照片里的人,毕竟估计有500人之多。但其中一些本就是我们相识的旧友,何不从他们入手?”科勒解释道。
题为《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论尼采》的照片中,三人已有两人身份获辨。画面中央是2012年去世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他正在讲台授课,身旁分立一男一女两位青年。女士身份尚未确定——“我们只知道她当时是学生,住在金海姆的学生宿舍。”科勒补充道。而那位年轻男士已被认出是歌德大学哲学教授马蒂亚斯·卢茨-巴赫曼。该项目的重要环节之一便是采访照片人物,包括这位现已荣休的哲学家。“回顾往昔颇有意味:尽管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大学氛围仍深受随意、反等级的文化精神影响,但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研讨课却更接近传统讲座,学生参与有限。他以权威姿态授课,偶尔会转向年轻的同事卢茨-巴赫曼问道:‘您同意我的观点,对吧?’”
集体记忆在行动
2023年至2024年间,科勒与塞贝迪茨在法兰克福 Polytechnik 基金会“社区历史研究者”项目的支持下展开了研究。该基金会旨在鼓励业余历史爱好者探索法兰克福历史的特定篇章,不仅提供专业指导,还给予微薄的工作津贴。对两位研究者而言,基金会庞大的社交网络是一大助力——通过这个网络,他们得以联系大学内外众多人士,搜集关于那些黑白照片的信息。借芭芭拉·克莱姆作品在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大型展览之机,他们曾在某个晚间现场询问参观者是否了解照片细节。“我们也发动了个人关系网。显然,没有互联网的助力,许多工作难以推进。”科勒坦言。大多数被访者都很乐意聊起旧照。有人全然忘记自己当年曾被拍摄,也有人惊讶于这些标志性影像至今仍展示在博肯海默。最近,一条线索助他们辨出一位人物——科勒对此颇感自豪:系列照片《大学生活瞬间》中,那位在里德堡校区化学实验室里倚着气瓶、闲坐两把椅子的年轻学生,是弗兰克·勒尔。当时他正在完成物理化学实习;如今他已取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任职于歌德大学研究所。
《为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鼓掌》(1982年)。米夏埃尔·科勒站在地铁站该幅照片前,画面中可辨认出他(左)及同事恩斯特·塞贝迪茨(见图注)。© Dirk Frank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与当年大学左翼场景的代表,科勒和塞贝迪茨为这项业余历史研究注入了丰富的内幕认知。更巧的是,他们自己也出现在一幅照片中——正是《为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鼓掌》(见图)。米夏埃尔·科勒回忆道:“1980年代初,大学里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在左翼学生团体主导多年后,保守团体察觉到契机。1982年,为庆祝成立30周年,法兰克福基督教民主学生联盟(RCDS)决定邀请以立场强硬著称的保守派政治家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我们作为学生活跃分子自然听到了风声。于是我们号召大家集体出席讲座,并以一种特别的抗议方式迎接德雷格尔:震耳欲聋的讽刺性掌声持续不断,最终他只得放弃演讲。”这场风波甚至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关注。四十年后,当《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科勒与塞贝迪茨的项目后,一位前RCDS成员向编辑部寄去批评信。这促使两位社区历史研究者与信件作者托马斯·普费弗及其昔日同仁拉尔夫·海姆巴赫进行了一场迟来的对话(记录亦见于项目网站)。米夏埃尔·科勒反思道:“总体谈话气氛融洽。尽管政治立场仍有分歧,但我们很快在个人层面找到共鸣。不过双方对德雷格尔到场的一些细节记忆不同。例如RCDS方面称当时的学生会主席鲁珀特·阿伦斯曾用扩音器召集抗议学生;而我们记忆中根本不存在这一幕——现场群众完全不需要喇叭指挥,已自然融入抗议氛围。”
一幅照片,两重历史
芭芭拉·克莱姆的另一幅作品则暗藏更为戏剧化的背景:《布告栏前》捕捉了一位年轻人站在博肯海默校区社会服务中心经典布告板前的瞬间。少有人知的是,地铁站悬挂的并非最初拍摄的学生。出于安全考虑,原片中一位伊朗籍学生请求不要让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如此公开的场所,因此后来拍摄的另一人的照片被精心覆盖在原作之上,修补痕迹几乎难以察觉。
博肯海默照片项目仍在持续,科勒与塞贝迪茨继续整理资料与数据。米夏埃尔·科勒仍怀有一个期待:解开《床边教学:大学医院场景》背后的谜题。画面里,儿科兼新生儿科医生福尔克尔·冯·勒文尼希正在诊治一名婴儿,同时向学生们讲解儿科学要点。由于患者隐私保护限制,两位研究者至今未能确认这名新生儿的身份。“当年那个婴儿如今应年近四十。若能找到他,他或许能讲述关于自己人生的动人故事。”科勒微笑道,眼中闪着光。这幅影像不仅是医疗教学的切片,更成为连接两个时代的潜在纽带——如同地铁站里沉默的影像方阵,在飞驰的列车呼啸声中,静静等待被唤醒的记忆与未完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