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性犯罪者释放后措施研究
由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T）主导的一项最新研究——这也是澳大利亚首个专门聚焦于性犯罪受害者幸存者观点的研究——...
由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T）主导的一项最新研究——这也是澳大利亚首个专门聚焦于性犯罪受害者幸存者观点的研究——显示，如果相关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再犯率，并为受害者幸存者提供充分支持，那么他们普遍对性犯罪者在释放后采取一系列监管与帮扶措施表示强烈支持。
这项名为《澳大利亚首次探讨性犯罪者刑满释放后监管措施：来自受害者/幸存者的意见》的研究，揭示了受害者幸存者对电子监控、心理治疗及假释监督等措施的高度支持，但对性犯罪者登记制度则意见不一。此外，他们对重新融入社会措施的支持程度，往往取决于犯罪者是否表现出真诚悔意和承担责任的态度。
许多受害者幸存者呼吁，应改善心理辅导服务的可及性，并建立更具“创伤知情”理念的刑满释放通知机制。
该研究由昆士兰科技大学凯利·理查兹（Kelly Richards）教授领衔，旨在为受害者幸存者发声，探讨了包括电子监控、心理治疗、假释监督以及“支持与责任圈”（Circles of Support and Accountability, CoSA）在内的多种措施。研究还特别纳入了以男性为主的受害者群体，这在全国范围内亦属首创。
研究人员共访谈了26名受害者幸存者（包括7名女性和19名男性），年龄介于29至73岁之间。除一人外，其余所有参与者均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性虐待；其中三人曾在童年及成年阶段均遭受侵害，另有一人曾在成年时期遭受强奸。
仅有七名受访者表示，加害者已被判监禁。
理查兹教授指出，受害者常被外界刻画为立场单一、主张严惩，但研究结果显示，他们的观点远比这种刻板印象更为复杂和多元。
“大多数参与者支持那些有助于防止未来伤害的措施，并非出于报复心理，而是出于对社区安全的关切。”她表示。
这项由犯罪学研究咨询委员会（Criminology Research Advisory Council）资助的研究发现，受害者幸存者重视两类措施：一是以控制为导向的监管手段（如电子监控），二是以援助为导向的支持机制（如CoSA）。但他们同时强调，对性犯罪者的任何支持都必须以其真诚悔过和承担责任为前提。
在性犯罪者公开登记制度这一问题上，受害者幸存者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
“部分人支持建立公开登记制度，认为向公众提供性犯罪者的信息有助于提高社会防范意识。”理查兹教授说。
然而，许多受害者幸存者也表达了对公开登记制度的多重担忧，包括受害者身份可能因信息公开而被识别、遭受污名化或面临二次创伤。
“他们担心这可能引发针对已登记性犯罪者的民间暴力行为，影响犯罪者成功回归社会，加剧公众焦虑，甚至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理查兹教授还指出，受害者幸存者希望在加害者获释时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并获得必要支持。
“他们认识到，犯罪者终将回归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牺牲受害者自身的福祉，支持有性犯罪前科的人重新融入社会，确实有助于降低再犯风险。”
她表示，这项研究对相关政策设计与服务体系完善具有重要启示，包括呼吁建立基于“创伤知情”原则、可供自愿选择的释放通知系统，提升心理辅导服务的可及性，并扩大澳大利亚现有的“支持与责任圈”（CoSA）项目规模。
“这项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力依据，使他们更有信心去推动那些真正反映性暴力受害者生活经历、并具备实证支持的再融入策略。”她总结道。
研究团队由昆士兰大学的理查兹教授、乔迪·德斯（Jodi Death）博士、迈克尔·查塔韦（Michael Chertave）博士、克里斯·埃姆津（Chris Atmore）副教授，以及勇敢之心基金会（Brave Hearts Foundation）的卡罗尔·朗肯（Carol Ronken）和曾任职于该基金会的雷贝卡·查普曼（Rebecca Chapman）博士共同组成。
这项名为《澳大利亚首次探讨性犯罪者刑满释放后监管措施：来自受害者/幸存者的意见》的研究，揭示了受害者幸存者对电子监控、心理治疗及假释监督等措施的高度支持，但对性犯罪者登记制度则意见不一。此外，他们对重新融入社会措施的支持程度，往往取决于犯罪者是否表现出真诚悔意和承担责任的态度。
许多受害者幸存者呼吁，应改善心理辅导服务的可及性，并建立更具“创伤知情”理念的刑满释放通知机制。
该研究由昆士兰科技大学凯利·理查兹（Kelly Richards）教授领衔，旨在为受害者幸存者发声，探讨了包括电子监控、心理治疗、假释监督以及“支持与责任圈”（Circles of Support and Accountability, CoSA）在内的多种措施。研究还特别纳入了以男性为主的受害者群体，这在全国范围内亦属首创。
研究人员共访谈了26名受害者幸存者（包括7名女性和19名男性），年龄介于29至73岁之间。除一人外，其余所有参与者均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性虐待；其中三人曾在童年及成年阶段均遭受侵害，另有一人曾在成年时期遭受强奸。
仅有七名受访者表示，加害者已被判监禁。
理查兹教授指出，受害者常被外界刻画为立场单一、主张严惩，但研究结果显示，他们的观点远比这种刻板印象更为复杂和多元。
“大多数参与者支持那些有助于防止未来伤害的措施，并非出于报复心理，而是出于对社区安全的关切。”她表示。
这项由犯罪学研究咨询委员会（Criminology Research Advisory Council）资助的研究发现，受害者幸存者重视两类措施：一是以控制为导向的监管手段（如电子监控），二是以援助为导向的支持机制（如CoSA）。但他们同时强调，对性犯罪者的任何支持都必须以其真诚悔过和承担责任为前提。
在性犯罪者公开登记制度这一问题上，受害者幸存者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
“部分人支持建立公开登记制度，认为向公众提供性犯罪者的信息有助于提高社会防范意识。”理查兹教授说。
然而，许多受害者幸存者也表达了对公开登记制度的多重担忧，包括受害者身份可能因信息公开而被识别、遭受污名化或面临二次创伤。
“他们担心这可能引发针对已登记性犯罪者的民间暴力行为，影响犯罪者成功回归社会，加剧公众焦虑，甚至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理查兹教授还指出，受害者幸存者希望在加害者获释时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并获得必要支持。
“他们认识到，犯罪者终将回归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牺牲受害者自身的福祉，支持有性犯罪前科的人重新融入社会，确实有助于降低再犯风险。”
她表示，这项研究对相关政策设计与服务体系完善具有重要启示，包括呼吁建立基于“创伤知情”原则、可供自愿选择的释放通知系统，提升心理辅导服务的可及性，并扩大澳大利亚现有的“支持与责任圈”（CoSA）项目规模。
“这项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力依据，使他们更有信心去推动那些真正反映性暴力受害者生活经历、并具备实证支持的再融入策略。”她总结道。
研究团队由昆士兰大学的理查兹教授、乔迪·德斯（Jodi Death）博士、迈克尔·查塔韦（Michael Chertave）博士、克里斯·埃姆津（Chris Atmore）副教授，以及勇敢之心基金会（Brave Hearts Foundation）的卡罗尔·朗肯（Carol Ronken）和曾任职于该基金会的雷贝卡·查普曼（Rebecca Chapman）博士共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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