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弗赖堡大学对智能手机使用对健康影响的研究
智能手机已成为我们形影不离的日常伙伴。然而，医学与心理学界不断警告其过度使用对健康的潜在危害。弗莱堡大学实证文化学研...
智能手机已成为我们形影不离的日常伙伴。然而，医学与心理学界不断警告其过度使用对健康的潜在危害。弗莱堡大学实证文化学研究所的汉娜·坎茨博士认为，这类批评往往过于片面。在其博士论文《离线存在：一种“去网络化”实践的民族志》中，她从文化研究视角深入探讨了“脱离数字网络的实践”，呼吁社会对数字媒介展开更细致、更辩证的讨论。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拥有智能手机，并用它沟通交流、消遣娱乐、获取信息、处理财务，甚至作为早晨的闹钟。随着这种新技术日益渗透生活，对其使用方式的批评也日渐增多。这些批评从何而来？又导向何种结论？汉娜·坎茨博士通过与那些因心理健康原因暂时完全弃用智能手机，或希望通过参加“离线营地”重新寻回非数字化自我的人们进行访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
论文的研究灵感来源于一次健康主题周末活动。当时，指导教练半开玩笑地介绍规则：如果发现客人使用手机，将暂时予以没收。“这当然只是个玩笑，”坎茨回忆道，“但所有参与者都轻易接受了这个设定。手机使用与放松休养在这里被视为互不相容。这让我觉得很值得玩味，因为实际上许多以手机为载体的媒介习惯——例如阅读——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放松。”
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
坎茨由此展开了系统研究。她很快发现，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矛盾态度实则延续了一种历史模式：新技术，尤其是与日常生活深度交织的技术，总会引发社会争论。“新技术常常伴随着乌托邦式的未来幻想，同时总会出现一种声音，担心我们会因新技术而丧失人之为人的某些本质。在过去多项技术引入的过程中，这种在乌托邦憧憬与反乌托邦焦虑之间的反复摇摆已屡见不鲜，”坎茨分析道，“当前我们所见的种种‘离线尝试’，从社会角度看，正是试图将这项技术纳入我们既有的规范与价值体系。正因这种技术令我们产生强烈依赖、并渗透至生活各领域，才激发了一种必须采取行动的紧迫意识。”
许多受访者也自觉手机使用过量。新一代智能手机普遍设有屏幕使用时间追踪功能，并可借应用计时器进行自我限制。过去几年，数字媒体讨论多集中于“接入平等”问题，而今焦点则转向了其反面：“如今的问题已非‘缺乏’——即人们无法接入互联网，而是‘过剩’——即人们试图逃离数字网络，或对其重新进行塑造，”坎茨解释道。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24年数据，全国16至74岁人群中仅有约4%（约280万人）处于离线状态，即完全不使用互联网。
离线营地：短暂抽离的“可控乌托邦”
在研究人们何时何地愿意放下手机时，坎茨注意到一类被称为“离线营地”的成人夏令营。主办方通过网络与社交媒体宣传这类活动，承诺为渴望远离手机的人们提供融合自然与社群的体验——活动设计往往刻意强调“模拟美学”。“这种美学象征着离线生活所要追寻的体验，”坎茨指出。营地的常见目标包括：重新感知自我、体会身体的存在、与同营者建立联结，并暂时摆脱数字媒介带来的疏离感。坎茨将这类体验称为“可控的乌托邦”：参与者沉浸于一个完全脱离日常的时空，无需操心琐事，近乎进入无忧无虑的领域，将自我交由外部环境约束——某种程度上，这让人重温童年时被庇护的安全感。
在局外人看来，这种行为或许显得奇特，但其背后折射的，实则是由过度连接与信息过剩所引发的真实焦虑。“纯粹依靠经营这类营地牟利并不可行，”坎茨坦言，因为这类活动规模有限，盈利空间并不大。然而，它们确实映射出当代人对“真实性”的渴求——这种真实性，在数字媒介无孔不入的背景下，似乎正变得越来越稀缺。
走向更松弛、更理性的公共讨论
当下公共舆论对数字媒体的态度，常在颂扬与妖魔化之间剧烈摇摆。一方面，数字化进程在政策层面被广泛接纳，甚至创造了新的依存关系——例如，若无智能手机，常无法解锁公共自行车；另一方面，手机成瘾与使人怠惰的警告亦不绝于耳。尤其当涉及儿童、青少年等易受影响群体时，相关讨论极易情绪化与道德化。
坎茨提醒道：“然而，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其实非常复杂，许多问题尚未有定论。从现有研究中并不能简单推导出巨大的危险……人们不必急于下定论。”她主张以更平和、冷静、松弛的态度看待这一议题：“我希望我们能以更从容、更放松的方式进行讨论。我相信，若讨论能更深入细致，整个社会都将从中受益。”而文化科学研究，正是为这种理性对话提供视角与空间的重要力量。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拥有智能手机，并用它沟通交流、消遣娱乐、获取信息、处理财务，甚至作为早晨的闹钟。随着这种新技术日益渗透生活，对其使用方式的批评也日渐增多。这些批评从何而来？又导向何种结论？汉娜·坎茨博士通过与那些因心理健康原因暂时完全弃用智能手机，或希望通过参加“离线营地”重新寻回非数字化自我的人们进行访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
论文的研究灵感来源于一次健康主题周末活动。当时，指导教练半开玩笑地介绍规则：如果发现客人使用手机，将暂时予以没收。“这当然只是个玩笑，”坎茨回忆道，“但所有参与者都轻易接受了这个设定。手机使用与放松休养在这里被视为互不相容。这让我觉得很值得玩味，因为实际上许多以手机为载体的媒介习惯——例如阅读——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放松。”
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
坎茨由此展开了系统研究。她很快发现，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矛盾态度实则延续了一种历史模式：新技术，尤其是与日常生活深度交织的技术，总会引发社会争论。“新技术常常伴随着乌托邦式的未来幻想，同时总会出现一种声音，担心我们会因新技术而丧失人之为人的某些本质。在过去多项技术引入的过程中，这种在乌托邦憧憬与反乌托邦焦虑之间的反复摇摆已屡见不鲜，”坎茨分析道，“当前我们所见的种种‘离线尝试’，从社会角度看，正是试图将这项技术纳入我们既有的规范与价值体系。正因这种技术令我们产生强烈依赖、并渗透至生活各领域，才激发了一种必须采取行动的紧迫意识。”
许多受访者也自觉手机使用过量。新一代智能手机普遍设有屏幕使用时间追踪功能，并可借应用计时器进行自我限制。过去几年，数字媒体讨论多集中于“接入平等”问题，而今焦点则转向了其反面：“如今的问题已非‘缺乏’——即人们无法接入互联网，而是‘过剩’——即人们试图逃离数字网络，或对其重新进行塑造，”坎茨解释道。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24年数据，全国16至74岁人群中仅有约4%（约280万人）处于离线状态，即完全不使用互联网。
离线营地：短暂抽离的“可控乌托邦”
在研究人们何时何地愿意放下手机时，坎茨注意到一类被称为“离线营地”的成人夏令营。主办方通过网络与社交媒体宣传这类活动，承诺为渴望远离手机的人们提供融合自然与社群的体验——活动设计往往刻意强调“模拟美学”。“这种美学象征着离线生活所要追寻的体验，”坎茨指出。营地的常见目标包括：重新感知自我、体会身体的存在、与同营者建立联结，并暂时摆脱数字媒介带来的疏离感。坎茨将这类体验称为“可控的乌托邦”：参与者沉浸于一个完全脱离日常的时空，无需操心琐事，近乎进入无忧无虑的领域，将自我交由外部环境约束——某种程度上，这让人重温童年时被庇护的安全感。
在局外人看来，这种行为或许显得奇特，但其背后折射的，实则是由过度连接与信息过剩所引发的真实焦虑。“纯粹依靠经营这类营地牟利并不可行，”坎茨坦言，因为这类活动规模有限，盈利空间并不大。然而，它们确实映射出当代人对“真实性”的渴求——这种真实性，在数字媒介无孔不入的背景下，似乎正变得越来越稀缺。
走向更松弛、更理性的公共讨论
当下公共舆论对数字媒体的态度，常在颂扬与妖魔化之间剧烈摇摆。一方面，数字化进程在政策层面被广泛接纳，甚至创造了新的依存关系——例如，若无智能手机，常无法解锁公共自行车；另一方面，手机成瘾与使人怠惰的警告亦不绝于耳。尤其当涉及儿童、青少年等易受影响群体时，相关讨论极易情绪化与道德化。
坎茨提醒道：“然而，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其实非常复杂，许多问题尚未有定论。从现有研究中并不能简单推导出巨大的危险……人们不必急于下定论。”她主张以更平和、冷静、松弛的态度看待这一议题：“我希望我们能以更从容、更放松的方式进行讨论。我相信，若讨论能更深入细致，整个社会都将从中受益。”而文化科学研究，正是为这种理性对话提供视角与空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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